北京为什么要企业外迁？
这个题目太大了，我努力答一下，尽量简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非首都功能（工业）的外移是主动行为和被动行为的结合。 “十一五”期间，北京的GDP平均增速达到13.2%。但到“十二五”初期，这种高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作为北京这样一座超大城市来说，土地等要素成本偏高，而环境承载能力较弱，难以继续支撑高强度的工业化。所以，“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疏解提升非首都功能。 这是一种主动行为——因为资源环境的约束，一些行业和企业不得不外迁。 但是，由于中国过去长期实行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大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量的“产业新城”或者“产业基地”。这些新城或基地，实际上是在土地和税收等政策激励下，当地政府吸引外资和内资，进而发展起来的。
以北京为例，除了首都功能必须保留之外，其他功能大部分都在郊区形成了新的产业聚集地。比如大兴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通州的光机电产业基地和东城的金融商务区等等。这些园区往往被政府授予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和政策优惠，在土地和政策上给予一定补贴，从而吸引了大量产业和项目的落户。 但是，这些新的产业聚集区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与主城区的经济联系以及因此带来的交通和居住环境压力。在缺乏统筹考虑的情况下，这些园区纷纷抢项目、圈地盘，带来了严重的外部性——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问题严重，而产业竞争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到了“十三五”时期，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盲目上马低水平的项目情况有所改观。但是，由于过去遗留的问题，这种外溢效应仍然比较大。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北京主城区的土地和生态环境容量有限，而周边地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而通过产业转移和部分功能外移，可以有效地缓解中心城区的压力，实现绿色发展。当然，这样的调整和转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预计还要持续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城市内产业结构的改变，使得一些企业与城市发展重点不相吻合，须要外迁。如北京，要把首都建设成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就得疏散一些与上述中心功能矛盾的工业企业。
另外，一个大都市，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必然给水、电、热、气和道路等基础设施带来巨大压力，使这些设施长期处于紧张运行状态。疏散一部分工业企业，可减轻城市基础设施的过重负担，使企业与城市协调发展。
一些老企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艺流程的延伸，土地使用面积越来越小，已近于饱和，新建厂房和附属设施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限制了企业技术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需要向外发展。例如上海无线电十九厂，原来只是由2000名工人组成的车间性质的小厂，80年代初，年产量只有35万台收录机，建成闵行分厂后，发展成为1.5万人的大型专业厂，现在年生产能力已经达到400万台。又如上海重型机器厂，原厂在市中心区曹家渡，土地面积500亩，在吴淞建成新厂后，土地达到2000亩，新老厂生产能力达到9万吨，比老厂建成时的3800吨整整提高了25倍。一些老企业，由于长时期在市区内占用土地，导致原材料和产成品装卸场地困难，装卸能力不足，限制了企业的生产、销售和供应能力。如上海市建工（集团）公司下属运输公司原来分布在市中心区的四川北、武宁路等地，总面积只有90多亩，运输车辆停放紧张，运输物资受卸货场地小的限制，装运能力下降，影响了该公司的施工任务的完成，搬迁后得到解决。
一些老企业，由于地处市区，长期处于人流、车流密集区，发生重大运输事故较多，对市民生命和企业生产造成威胁。例如上海重型机器厂老厂1988年和1989年两辆重型设备车发生重大车祸，造成6死21伤（包括厂内伤者），直接经济损失达260多万元。又如市建工（集团）公司下属运输公司老厂所在地曹家渡，车流、人流很冲，曾发生过30多次严重的运输摔伤事故，公司搬迁以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彻底改善。
一些老企业，过去建厂时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环保知识的限制，有的是先有厂，后有居民区，有的则是厂在市区中心区，与居民“共处一室”。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环保知识日益增长，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日益提高，与企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增长，使企业的工作难以正常进行。例如上海重型机器厂与居民区仅一墙之隔，仅1986、1987两年因噪音、粉尘扰民而受到的市、区环保部门处罚就达100多项，企业每年用于处理环保问题就需要付出200多万元的费用。
一些在城区内建厂的乡镇企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已从城郊变成为城区，与城市总体规划发生矛盾，需要搬迁。有的乡镇企业建厂时并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属违章建筑需做处理。例如闵行、普陀、虹口、闸北、卢湾五个区就有近百户乡镇企业，是违章建筑，需做处理。
